李 磊 ｜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摘  要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作者简介

李　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近来日本学界在反思“东亚世界”论的基础上提出“东部欧亚世界”论，将研究对象由传统的汉文化圈扩展至中亚等地区。在这一视域中，“东亚世界”成为“东部欧亚世界”的局部，北朝、南朝与更广大地域之间的政治关系被关注。川本芳昭提出魏晋南朝与北朝隋唐两个世界秩序的划分，并认为后者取代前者是历史趋势所在。韩昇认为南北双方都有固定的亲近对象，南朝以百济为主，北朝以高句丽为首，这一格局最终形成于齐梁时期。这些论断在宏观层面勾勒了汉唐间东亚的结构性变迁。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南朝天下秩序固定化之后萧梁与百济、新罗等东亚政权的体系化关系，由此深入理解六世纪前期南朝天下秩序的转变。

一、普通二年百济、新罗遣使

与萧梁东亚认识的形成

天监元年（502），梁武帝受禅后循例对东亚诸君长进将军号，高句丽王高云由征东大将军进号为车骑大将军，百济王牟大由镇东大将军进号为征东将军，倭王武由镇东大将军进号为征东大将军。颇疑牟大当进号为征东大将军。梁武帝即位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按《宋官品》，诸大将军为第二品，诸征将军为第三品，牟大当不至于从第二品的镇东大将军进号为第三品的征东将军。在梁武帝最初构建的天下秩序中，高句丽王位于东亚诸王之首，但在官品上则与百济王、倭王无异。这反映出萧梁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同时，提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政治构想。易言之，当东亚诸国君长将军号官品一致时，官品只具有礼仪上的意义，而不再反映东亚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

《梁书•诸夷传》记述了天监元年（502）进号后的东亚政局： “ （百济）寻为高句骊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在《梁书》的叙事中，百济与高句丽之间的对抗是半岛政局的主轴。

从史源上说，《梁书•诸夷传》是根据梁元帝《职贡图》题记删削而成。 《职贡图》题记的汉魏部分取自《汉书》《三国志》与《后汉书》，晋以后的记述出自梁元帝之手。 《职贡图》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普通七年（526）十月到大同五年（539）七月创作的《蕃客入朝图》、大同六年（540）的《职贡图》和承圣三年（554）的《贡职图》。如上引所言，普通二年（521）百济王余隆有一次十分重要的遣使，这次遣使不仅奉表称“累破句骊”，“而百济更为强国”，而且新罗使者亦随百济同来奉献方物。清人张庚摹本《诸蕃职贡图卷》斯罗国使题记，文字与《诸夷传》所记新罗部分大体相同，且以普通二年遣使为叙事中心。普通二年百济王余隆的表文是《职贡图》题记百济部分的重要资料来源，百济“寻为高句骊所破”之事就来自该表。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将普通二年上表事系于武宁王二十一年，文字照录《梁书•诸夷传》原文，亦取百济“为高句骊所破”事，但删去“迁居南韩地”一句。一般认为，“迁居南韩地”指高句丽攻破汉城后百济迁都于熊津。金富轼依据《百济记》，将这一事件的时间断在乙卯年（475），故不取《梁书》中天监元年后百济“迁居南韩地”的记载。然而金富轼保留了“为高句骊所破，衰弱者累年”的记载，这反映了他对百济与高句丽关系的看法。

按《三国史记》，武宁王即位当年便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直到武宁王十二年，除少数年份外，百济与高句丽基本上是连年交战。总体而言，战争前期，百济占据主动，一度将战线推进到汉城以北地区；战争后期，百济虽处于防守地位，但也未曾“为高句骊所破”。由此可知，金富轼笔下的“衰弱者累年”当指武宁王即位以前的情况。在《三国史记》的百济王系中，武宁王之前为东城王，即天监元年进号的百济王牟大。东城王时期与高句丽战事不多，主要是东城王十六年百济援助新罗，十七年遭高句丽报复，雉壤城被围。朝鲜半岛战事以新罗、高句丽为主，百济居于次要地位。东城王即位于解仇之乱后，百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亡国及内乱之余重建政权，因而在战略上采取守势。这或许便是“衰弱者累年”的具体内涵。

普通二年（521）百济上表，以昔日“为高句骊所破，衰弱者累年”衬托今日“累破句骊”，“而百济更为强国”，旨在向梁武帝君臣叙述朝鲜半岛的新局势。普通二年百济遣使还带来新罗使者。清人张庚摹本《诸蕃职贡图卷》斯罗国使题记云： “ （斯罗）国王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新罗“国王不能自通使聘”的论断，恐怕是出自百济使者之口。因“语言待百济而后通”，新罗遣使梁朝，便须依赖百济居间交往。由此一来，百济给梁朝君臣留下了“强国”的印象。武宁王上表的同年，梁武帝下诏以“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不仅正式册命了余隆，而且增授“使持节”杀二千石以下的专权，这是对百济“更为强国”的制度性肯定。

由梁元帝《职贡图》题记及《梁书•诸夷传》的编撰可知，萧梁君臣对半岛政局的理解基本上是依据普通二年武宁王的表文以及百济、新罗使者的表现，而这一理解成为萧梁制定东亚政策的基础。

二、百济王权交替

与“衰弱者累年”的话语建构

“衰弱者累年”的表述出自普通二年（521）武宁王上表，其实隐含贬斥前王之意。以东城王使百济“衰弱者累年”对比武宁王使之“更为强国”，这一叙事策略不止于为武宁王向萧梁求取官、爵，更在于褒扬百济的改弦更张。

东城王死于谋杀。按《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东城王以卫士佐平苩加镇加林城，苩加不愿前往，怨恨之下刺杀了东城王。武宁王即位以后镇压了在加林城发动叛乱的苩加。加林城，《地理志》作加林郡，即统一新罗时代的嘉林郡。加林地处锦江下游，上游不远便是百济以后的新都泗沘。东城王于二十三年八月筑加林城，十月猎于泗沘东原，十一月猎于泗沘西原，随即遇刺于马浦村。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泗沘必定发生了紧急事态，故而东城王要以筑城、遣亲信驻守乃至亲自巡幸的方式予以解决。《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 “二十一年夏，大旱，民饥相食，盗贼多起。”泗沘之事或许与此有关。

从《三国史记》的记述来看，东城王的统治动摇于自然灾害。在其统治的第十三年发生水灾，十五年发生雪灾与风灾，十九年发生雨灾，二十一年发生旱灾与大疫，二十二年发生旱灾，二十三年发生霜灾及旱灾。持续的灾害使民户六百余家流入新罗，二千余人逃亡至高句丽。值得思考的是，自然灾害固然存在，但如此频繁的灾害记录恐怕是百济史官在编撰国史时有意为之，意在以民众受灾、流亡反衬东城王的不仁与无能。二十一年发生旱灾时，“臣寮请发仓赈救，王不听”。在经历了旱灾与大疫后，“二十二年春，起临流阁于宫东，高五丈，又穿池养奇禽。谏臣抗疏，不报，恐有复谏者，闭宫门”。同年五月旱灾发生时，“王与左右宴临流阁，终夜极欢”。百济史料中的东城王被塑造为不恤民、不纳谏、穷极私欲的君主。

东城王穷极私欲的主要表现是修建临流阁，并在此与左右宴饮。临流阁的具体方位，目前的考古研究尚无法证明。朴淳发认为，百济仿照南朝都城建康，建康有华林苑，百济宫中建有苑囿，临流阁应在苑囿之中。百济都城熊津分为公山城与山城下方的宫城。宫城修建于文周王三年，重修于东城王八年。东城王十一年十一月，“宴群臣于南堂”。按百济制度，百济王“坐南堂听事”。南堂是王与群臣朝议的场所。百济以南堂为朝议场所与礼仪空间，在布局上与南朝建康城一致。在此语境下，“王与左右宴临流阁”意味着百济王权行使方式的转换，即由在南堂与外朝群臣共同商议，转为在临流阁与内朝侍从一起决策。如所周知，刘宋孝武帝以寒人掌机要，宋文帝与群臣商议决策的元嘉体制遭到破坏。东城王在临流阁与“左右”决策，正是模仿了南朝最高权力的运作模式。被排斥出最高决策层的“群臣”对东城王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百济王权的强化还反映在墓区的空间分离上，熊津墓区存在着王室、贵族的空间划分。 《隋书•百济传》云： “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刕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苩氏。”东城王时代，真（贞）老、燕突先后为兵官佐平，沙若思为内法佐平，苩加为卫士佐平，可见百济一品官佐平多由“国中大姓”出任。 《百济新撰》云： “末多王无道，暴虐百姓，国人共除。”所谓“国人”正指“国中大姓”。苩加之所以被指责为弑君的主谋，乃是因为他从东城王八年开始担任掌宿卫兵事的卫士佐平，实为东城王最信赖的军事将领。尽管苩加也出身于“国中大姓”，但是当“国人”共除东城王之后，势必以制造冤案的方式对其支持者进行政治清算。

武宁王的即位正是以东城王遇刺为背景的，《日本书纪》明言武宁王是被谋杀东城王的“国人”所立。正因如此，武宁王的施政路线受制于百济贵族，对东城王的政策改弦更张。前述百济史官刻意塑造东城王的不仁形象，或许便是武宁王时代政治气氛的产物。“东城王”是牟大的谥号，这一谥号隐含贬义。所谓“东城”，正指位于宫城东部的临流阁。“东城王”之谥，描述了牟大以东城（临流阁）为权力中心的执政特点，亦贬斥牟大仅为东城（临流阁）之王，临流阁之外不愿奉其号令。《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武宁王“身高八尺，眉目如画，仁慈宽厚，民心归附”。所谓“仁慈宽厚”，乃指优待“国人”；所谓“民心归附”，实指国中大姓支持。

按宋山里古墓群武宁王陵出土的《百济武宁王志石》，武宁王卒于癸卯年（523），年六十二，可推知其生于壬寅年（462）。萧梁册封东城王牟大时，武宁王已有四十岁，正当壮年。百济“国人”共除东城王后，选立长君的目的或许与否定东城王的正统性有关。

东城王之父余昆为汉城百济末代君主盖卤王之弟，东城王原本并无王位继承权。熊津百济初期，文周王被兵官佐平解仇所杀，继任的三斤王为解仇所控制，东城王在倭人的军事支持下回国即位。当东城王因集权政策与国中大姓对立之后，国中大姓寻求盖卤王后嗣，通过否认东城王王位继承权的方式来否定其政策。《日本书纪•武烈天皇》本注言： “今案嶋王（武宁王），是盖卤王之子也，末多王（东城王）是混支王（余昆）之子也。”  《日本书纪》武烈天皇部分以大伴氏家记为史料来源。所谓“今案”，为七世纪末《日本书纪》编撰期的史臣认识。此时百济已然覆灭，不少遗民迁徙至日本列岛。史臣所采信的武宁王身世，当出自百济遗民，为百济通行的历史认识。如本注同条所言： “今各罗海中有主嶋。王所产嶋。故百济人号为主嶋。”武宁王产于嶋的身世为百济人所熟知。武宁王的盖卤王王子身份，为国中大姓策动政权更替提供了必要的大义名分。

然而，武宁王的身世可能是伪造的。《百济新撰》云： “武宁立，讳斯麻王，是混支王之子。则末多王异母兄也。混支向倭时，至筑紫嶋生斯麻王。自嶋还送，不至于京产于嶋，故因名焉。” 《百济新撰》记余昆（混支）使倭的时间为辛丑年（461），按《百济武宁王志石》所载武宁王卒年推知其生年为壬寅年（462），可见《百济新撰》的武宁王记事具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所载武宁王与东城王同为余昆之子具有可信度。 《日本书纪》记载了盖卤王派遣余昆使倭时的情形： “军君（余昆）对曰： ‘上君之命不可违，愿赐君妇而后奉遣。’加须利君（盖卤王）则以孕妇既嫁与军君曰： ‘我之孕妇既当产月，若于路产，冀载一船，随至何处，速令送国。’遂与辞诀，奉于朝。六月丙戌朔，孕妇果如加须利君言，于筑紫各罗嶋产儿，仍名此儿曰嶋君。于是军君既以一船送嶋君于国。是为武宁王。百济人呼此嶋曰主嶋也。秋七月，军君入京，既而有五子。”上引文献的核心叙事是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武宁王之母嫁于余昆之前曾为盖卤王妇，出嫁时已经怀孕。余昆五子皆生于在倭期间，武宁王与余昆之间并无直系血缘关系。然而，余昆主动求娶盖卤王之孕妇，于人情事理颇为不合。在余昆使倭的辛丑年（461），百济局势尚未恶化，并不需要以出使的名义在他国保留王室血脉。这段记述为了掩盖武宁王的真实身份，极力宣扬其为盖卤王之子，但不合情理的叙事却起到欲盖弥彰的反效果。 《日本书纪》卷14 《雄略天皇》编撰于舒明年间（629—641），此时百济尚存，这一记述或来自百济的官方叙事。将武宁王塑造为盖卤王之子，符合东城王、武宁王政权交替期的政治需要。

从东城王到武宁王的王系断裂，还可从梁朝除授武宁王的诏书用语探知。南朝除授新王，通常都会叙述新王与前王的关系。如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除授倭王兴的诏书开篇即言“倭王世子兴”，南齐除授东城王牟大的诏书云“今以大袭祖父牟都为百济王”。普通二年（521）梁武帝除授武宁王余隆的诏书却不言其与东城王牟大的关系，甚至连表明世代关系的“累叶忠顺”之类的固定语也没有使用，诏书将除授的理由直接叙述为武宁王余隆的个人贡献——“守藩海外，远修贡职，乃诚款到”。较之东城王牟大，武宁王余隆被增授“使持节”的专权，这可看作是萧梁朝廷对余隆之功绩、权势超越牟大的肯定。

三、天监年间的梁魏对抗

与半岛的南北对抗

普通二年（521）百济上表褒武宁王而贬东城王，宣告重新成为“强国”。这表明在萧梁建立以来的二十年间，百济的重心由内部问题转向外部战略。武宁王的即位时间，《三国史记•年表中》记为辛巳年（501），这当是采信《日本书纪•武烈天皇》辛巳年“百济意多郎卒”的记载。然而《日本书纪》又记壬午年（502）百济末多王为国人所除、武宁王立之事。前条取材于倭人大伴氏家记，后者取材于百济遗民之《百济新撰》。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梁武帝进号文咨明王的次年（503）十一月发生百济达率优永侵水谷城之事，《百济本纪》将此事系年于武宁王即位的次年。以壬午年（502）为东城王薨年、武宁王即位年似更为可信。

壬午年（502）即齐梁禅让之年，梁武帝即位于夏四月丙寅。齐梁易代并不太平。此前一年（501），南齐东昏侯之弟萧宝夤逃亡北魏，请求北魏南伐。禅让的同年（502）五月，江州刺史陈伯之以萧宝夤名义举兵，六月，益州刺史刘季连矫称齐宣德太后令聚兵而反。该年（502）冬，陈伯之降魏，北魏宣武帝决心发动对梁战争。宣武帝于次年（503）二月召开八座门下会议，制定秋冬出兵的计划。天监四年到六年（505—507），梁魏之间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战争。梁朝在建立之初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随后又与北魏进行了长期的对抗，直至普通元年（520）双方才通使和好。

梁武帝除授东城王牟大的具体时间是天监元年（502）四月戊辰日，距其即位仅两日之隔。除授程序当由梁朝使者赴百济完成。易代之际萧梁的内外困境当已为百济所侦知，这正是百济国中大姓发动政变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三国史记》载武宁王十二年遣使朝贡萧梁，坂元義種考证这一记录不实。普通二年（521）武宁王表文称“始复遣使奉表”，直接言明这次遣使是武宁王即位以来的首次。从天监元年（502）即位到普通二年（521）通使，间隔长达十九年，这或许是因为百济杀死梁朝除授的征东大将军、于君臣之义有亏的缘故。

齐梁易代引发的南北朝冲突，使得东亚政治结构再一次进入不稳定状态。高句丽在文咨明王十一年至二十八年（502—519）间，除去三年无朝贡北魏记录外，几乎年年朝贡北魏，意在侦知中土时局。武宁王元年（502）及二年（503），百济两次主动出击高句丽，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对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百济取得了战略主动。高句丽使者芮悉弗觐见北魏宣武帝时曾汇报局势： “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 《魏书》言此事发生于正始中，正始年号仅使用三年，正始中即正始二年（505）。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将这段史料系于文咨明王十三年（504）。芮悉弗所言时局正是梁朝建立、梁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辽东及朝鲜半岛的情势。芮悉弗并未言及百济对高句丽的威胁，其叙述重点在于向北魏控诉勿吉、百济破坏了既存格局，旨在取得征伐二者的大义名分。宣武帝的答词为“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卿宜宣朕旨于卿主，务尽威怀之略，揃披害群，辑宁东裔，使二邑还复旧墟，土毛无失常贡也”。在北魏的天下秩序中，高句丽拥有“专制海外”的权力，可以征伐“九夷黠虏”，“揃披害群”。通过这次遣使，高句丽实际上获得了对百济开战的名分。

武宁王即位之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实是基于齐梁易代引发的东亚格局变动，试图先发制人以自保。武宁王元年袭击的水谷城位于礼成江岸，扼守南北交通要道。如夺取水谷城，则南边的临津江、汉江流域将成为百济内地。此役结果史无明载，但武宁王二年用兵仍在高句丽边境，可知百济未能达到战略目的。此后战场主动权转移到高句丽手中，武宁王三年至七年战事地点均在百济境内的高木城，百济被迫在高木城以南再筑长岭城用于防御。从时间上看，发生在芮悉弗出使北魏、高句丽获得征伐百济的授权之后。在梁魏钟离大战期间，高句丽加大了对百济的攻击力度。武宁王七年，高句丽兵锋直指百济故都汉城；十二年，高句丽连取加弗城、圆山城，迫使武宁王亲自出兵抵御于苇川。可见武宁王时期的百济难以与高句丽抗衡，朝鲜半岛的主导权仍然在高句丽手中。

既然如此，普通二年（521）武宁王上表为何要称“累破句骊”，“而百济更为强国”。这其实与大陆局势的变化有关。普通元年（520），梁魏通使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军事对抗，南北格局趋于稳定。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也在武宁王十二年的苇川之战后结束。百济需要在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故而才有普通二年的遣使。出于塑造“强国”形象的目的，百济的自卫战便被叙述为“累破句骊”。

百济的叙事策略获得成功，梁武帝根据武宁王的上表，在除正其百济王之外，还除授宁东大将军。此前一年（普通元年，520），高句丽王高安被除授为宁东将军。同样冠以“宁东”号，武宁王的大将军号在班秩上远高于高句丽王。这是南朝时期百济王的品秩首次高于高句丽王，标志着在南朝的东亚政策中，开始将百济视为首要政权。这一排序还反映到梁元帝的《职贡图》上。无论是吴升所见《职贡图》，还是今南京博物院所藏《职贡图》，均将百济排在第三位，排位高于第五位的倭、第六位的高丽和第八位的新罗。普通二年（521）百济成为南朝东亚政策中的首要国家，标志着南朝天下秩序的重要变化。

四、萧梁天下秩序中的

“宁东大将军”

百济王的将军号由镇东大将军改为宁东大将军，也反映了南朝天下秩序的变化。梁魏钟离之战结束后，梁武帝于天监七年（508）推行了官制改革。这一改革是否受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后令的影响，学术界仍在争论中，但如果将其置于天监初年的危局中观察，则可解读为由齐梁易代后的内外危机所引发的改革。萧梁对天下秩序的重新界定也反映在这次官制改革中。新官制将一百二十五号将军分为二十四班，镇东将军列于二十二班；又另列一百零九号将军，分为二十四班，“正施于外国”，宁东将军列于二十二班。 《隋书•百官志上》自注云：四宁“东南西北，拟四镇”。百济王由镇东大将军改授宁东大将军，在班位上并无改变，但是百济在性质上则变成了“外国”。

在除授百济王之前，梁武帝已经将施于外国的将军号除授给高句丽王（天监七年，抚东大将军）、林邑王（天监九年，威南将军）。 “施于外国”之将军号的拟定反映了南朝天下意识的转变。南齐时期已依据现实格局来构建天下秩序，改变了晋宋王朝以天下构想为先的积极参与政策。梁武帝单独设置“施于外国”的将军号，既是对南齐路线的延续，同时也是齐梁易代后南北对抗的结果。南北对抗及内部矛盾迫使梁武帝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对魏关系及内政上。

尽管天监七年（508）的官制改革将百济划为了“外国”，但武宁王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区分。《百济武宁王志石》对武宁王的正式称呼是“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可见武宁王本人及百济国人均十分看重“宁东大将军”的官号，将之书写在百济王号之前。这是因为“宁东大将军”的名号反映了百济在梁朝天下体系中所居的次中心位置。梁元帝《职贡图》题记将各国分为大国、小国、旁小国，如“斯罗国，本东夷辰韩之小国也”。鈴木靖民认为这反映了梁朝的世界论，即以大国为中心，旁国、小国、旁小国附属于大国，叛波、卓、多罗、前罗、斯罗、止迷、麻连、上己汶、下枕罗，皆是百济的旁小国。梁武帝将武宁王除授为宁东大将军，是对百济中心国地位的承认。与之相应，新罗等小国则没有被除授官、爵。萧梁的这一区分确立了百济在半岛南部的权威地位。

如前所述，普通二年（521）的遣使是百济偕新罗（斯罗）使者同来，新罗“国王不能自通使聘”，“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百济与萧梁的密切关系是朝鲜半岛上的稀缺政治资源，新罗欲与萧梁交往，必须借助于百济。普通二年的遣使并未使新罗王募泰获得任何官、爵，而武宁王则被除授为宁东大将军。这些为新罗使者所亲历亲见，百济在新罗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国史记》将新罗王募泰拟作法兴王，将普通二年（521）拟定为法兴王八年。智证麻立干、法兴王两代，是新罗国制的奠定期。智证麻立干首称“新罗国王”，制丧服法、定国内州郡县。在普通二年遣使的前一年（法兴王七年），募泰“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可见遣使萧梁是新罗国制建设的内在需求。遣使之后，法兴王二十三年，新罗“始称年号，云建元元年”。募泰还为前任君长上谥号“智证”，《三国史记》称“新罗谥法始于此”。引入萧梁的文物制度后，新罗的国制建设得以推进。

普通二年遣使梁朝还成为新罗文化面貌改变的重要契机。金大问《鸡林杂传》云： “于时，梁遣使赐衣着香物，群臣不知其香名及其所用，遣人赍香遍问。……时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焚香表誓，王女之病寻愈。王甚喜，馈赠尤厚。……至是王亦欲兴佛教，群臣不信，喋喋腾口舌，王难之。”法兴王募泰在新罗推行佛教，以梁朝赏赐的衣着香物为威信物，展现神迹，用以说服群臣。如所周知，梁武帝崇信佛教，百济也早在一百年前便已接受来自东晋的佛教。 《梁书•诸夷传》载：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 “ 《涅槃》等经义”当指梁武帝自己所作的各种经解，百济“请《涅槃》等经义”，旨在表达对梁武帝的推崇。传播梁武帝所作的佛教经解隐含着政治认同意识。新罗接受佛教，将会在思想文化上依赖百济，并通过百济依附萧梁。百济凭借在半岛南部的文化优势而取得政治优势。

百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半岛南部诸政权对萧梁的政治、文化依赖而更加突出。昇明二年（478）倭王武的上书就陈述了百济对于东亚交通的重要性，“道径百济，装治船舫”。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南部的加耶诸国均须“道径百济”，再从海上抵达南朝。但高句丽的海上拦截，成为百济通往大陆的主要障碍。倭王武表文言： “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高句丽截断百济通往大陆的海路，意在削弱百济因区位优势而获得的政治影响力。东城王时期一度发生百济遣使朝贡南齐、海上遇高句丽兵而不进之事，在东城王给南齐的上表中，此事被叙述为“魏伐百济”，可见高句丽对百济的海路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从东城王后期到武宁王时期，高句丽的海上威胁不再见诸记载，这或许与百济海上实力的增强有关。东城王二十年八月，“王以耽罗不修贡赋，亲征，至武珍州。耽罗闻之，遣使乞罪，乃止”。武珍州之名始于新罗神文王六年（686），景德王改为武州。统一新罗时期，武州清海，“新罗海路之要”，张保皋镇于此而控制往来唐朝的航道。耽罗，《后汉书》称之为州胡国，东汉时“乘船往来，货市韩中”。东城王亲征至武珍州，位于济州岛的耽罗感受到威胁而遣使请罪，可见这次军事行动增强了百济对海路的控制能力。这一事件改变了东亚的海上格局。前引正始二年（505）高句丽使者向北魏宣武帝控诉“涉罗为百济所并”，虽然是以无法进贡涉罗所产之珂为说辞，但也表明耽罗至高句丽的海路已为百济所断，百济与高句丽的海上势力升降易位。百济海上势力的崛起迫使高句丽向北魏郑重地汇报这一情况。作为利益攸关方的倭人亦受到影响，《日本书纪》在编撰时特意采摘百济记录（“南海中耽罗人初通百济国”），以记述先人所处时局的变化。

在百济重新控制半岛至大陆的海路之时，梁朝除授百济王将军号及使持节、都督号，在半岛南部诸政权看来，其实就是将百济的海上霸权正当化。百济借助萧梁的权威重新确立了在半岛南部的优势地位，这才是“百济更为强国”的历史内涵。

结  论

普通二年（521）百济的遣使奉表构成了萧梁君臣东亚认识的重要来源。此次遣使是齐梁易代所引发的东亚变局行将结束时的一次重要的多边交往。天监元年（502）梁朝建立，梁魏之间开启了长期的对抗。这一对抗之势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政局。

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东城王牟大。东城王以建康宫城为样本构建熊津宫城，又学习南朝以寒人掌机要，将决策机构从南堂迁至临流阁，弃群臣而依赖“左右”进行决策。这一集权路线遭到国中大姓的反对，他们谋杀了东城王，拥立武宁王，并伪造武宁王的身世，宣传其为汉城百济末代君主盖卤王之子，借以重建王权。在普通二年（521）的表文中，百济以“衰弱者累年”贬斥东城王的统治，并反衬武宁王时代“百济更为强国”。

天监初年的梁魏战争成为半岛上百济与高句丽战争开启的契机。战争虽由武宁王发动，但主导权却在高句丽手中。普通二年武宁王表文将自卫战叙述为“累破句骊”，乃是为了在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此前一年（普通元年，520），梁魏通使，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对抗，东亚政局趋向稳定。

梁魏战争也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508）的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这表明萧梁改变了晋、宋王朝以大一统建构天下秩序的方式。在萧梁的天下构想中，外国分为大国、小国、旁小国，以大国为中心，旁国、小国、旁小国附属于大国。普通二年遣使后，武宁王被除授宁东大将军，百济被视为中心国，新罗、加耶诸国皆为依附于百济的小国、旁小国。不仅如此，经过普通二年的除授，百济王的班位开始高于高句丽王。百济成为东亚的首要国家，是南朝天下秩序的转折性变化。

百济在半岛南部的大国地位既由萧梁的天下秩序所确立，同时也是半岛南部政治发展的结果。六世纪上半叶正值新罗等国进行国制建设、文化更张，对萧梁的政治、文化有着内在的需求，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密切关系是半岛上的稀缺政治资源，新罗欲与萧梁交往，必须借助于百济。齐梁之际，百济对耽罗及海路的控制，使其具有区位优势，成为半岛南部与大陆交往的交通枢纽。萧梁除授武宁王以宁东大将军正是对百济在半岛上之权势的一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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